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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星，一九五七年出生，一九七四年参加工作，本科学历，高级工业经济师，曾在国企做过副职。企业改制后，自己创办黑龙江农垦农药开发中心，创办农垦东联农资有限公司，做过生物菌剂和生物肥。闲暇时间，喜欢写作。

岁月的根—写在前面的话

年华如水，青春已去，在永恒的生命旅途上，他们已经搀扶着多少年了。当暮年的秋天降临之际，年轻时的潇洒浪漫高亢之情已渐趋平静，少年的冲动，已在心头平息，变得更宽广，更深沉。他们坦然地携手继续未了的人生，仿佛是一曲乐章，高潮过后，余音悠悠袅袅。

我们兄弟姐妹，早年都是随父母转业到北大荒的第二代人。在汤原北大营、佳木斯农垦总局转盘道的白房子，在八五零农场的鸡楼、农垦总局依兰收获机械厂、总局肉联厂、三江食品公司、农垦科学院等等，都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勤恳拓荒的人生。

时光如筛，滤去的是纷乱芜杂的实际生活，留下精致的传统与美丽的建筑。它们像遗落在水中的珍宝一样于幽暗中放光，说着说不完的的故事。

在父亲的北大荒经历中我们始终相随，父母岁数大了，我们逐渐长大了，并成立各自的家庭。到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在北大荒各自的岗位上不断奋进着。现在孩子长大了，并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又跟随者第三代北大荒人，沿着这条北大荒路在行走着，这条路也正是徐宇峰、徐永星所写的《老爸回忆录——我在北大荒所走过的路》

当您走进夕阳，融入夕阳，我知道您也就成了夕阳的一部分。是啊，北大荒，我的心会有和您一样的自豪和对人生的执着……。

时间飞逝，岁月悠悠。回忆是美好的，感情是真挚的，历史的积淀是厚重的。也许你会发现，展示你面前的一些人和事，现在看来似乎幼稚可笑，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无论如何它却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反映，它的历史痕迹是不需要掩饰的。（徐徐永梅、徐星梅、于金玲）

在佳木斯东北农垦总局的岁月

我的父亲徐法谦是第三野战军28军，医院外科主任。一九五八年三、四月份，医院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北大荒的初春虽然还带着丝丝的寒意，但是春寒料峭的季节，正透过寒风向我们徐徐走来。当列车在汤原火车站停靠时，从车上下来的全体军医、护士在汤原北大营整顿、整编。医院，被拆散分医院、传医院（精神病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等。院长韩光调总局卫生处任处长，我的父医院院长，不久铁路修完单位撤销，我的父亲调到佳木斯东北农垦总局门诊部任主任。

我父亲一九四四年底参加八路军山东半岛昌邑独立营，曾任营卫生员、军医、大尉外科主任。参加过济南、淮海、渡江及上海、福建战役，福建解放后他们部队即28军，准备改打金门为解放台湾做准备。我父亲由于在军部学习，没有赶上攻打金门的战斗，这也成为一生中的遗憾。

我的乳名叫福建，为了纪念在福建出生而起的这个名字。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在60年我进入了东北农垦总局幼儿园，在幼儿园直接升入小学，进入东北农垦总局子弟学校。

我们家是五九年搬入佳木斯市的，居住在东北农垦总局，住宅位于松花江畔的港务局与和平商场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住区的居民都叫转盘道，我们住的房子因为它是白房子，过去是日本人盖的所以管它叫白房子。在白房子的北面是港务局俱乐部，东面是东粮仓，南面是和平商场。西面当时是个大沙坑，那个时候每个家庭孩子多，每家三、四个算少的，一般五、六个。没事到沙坑去找，一般准在那玩沙子。

住在白房子的居民，以农垦总局的为多，也有一些是地方的铁路的、船队的还有一些没有工作的居民。

我们家住在白房子的第二排第二个门。住在第一个门的是姓王的一家，因为没有工作单位人们都说他老百姓。他家的大儿子当时就18、9岁了，总好偷偷摸摸，是派出所的常客。住在第五家是杨大娘家，杨大娘是个小脚、山东人，每天脸上都是笑眯眯的，她的小儿子杨福臣是我们班的同学，在我们住的地方小孩都会学她骂杨福臣德一段对话，母子俩是这样说的，“娘娘，你干啥去？”“我去上街买粮去”，“娘娘，我也跟你去”，“娘了个B，你给我滚回家看孩子去”。对话是用山东胶东口音说的，成了我们小时候的顺口溜。杨大爷也是无业人员，找的临时工作，是在我们农垦子弟学校打铃。

在我们家的第三个门住在小屋的是徐明仁家，他的父亲是设计院武装部的；住在第四家是王跃山家，他父亲是供应站的；第五家是黄爱华家，他父亲也是供应站的；第六家是魏安阳家，他的父亲也是供应站；住在我们房后的那栋房第二个门是李大兰他父亲，是船队的；第三个门是于兰兰家，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他的父亲也是供应站的；东边房头是候国光家，他父亲也是供应站的；住在我们东侧的那三栋房子有李春江家，他父亲是设计院的电力工程师；房前那栋房住着池建国家，他的父亲是供应站的；杨宏的父亲总局机关的。

住在白房子的孩子们，基本上上学以后都是我们这个年级的，记得年9月的一天，爸爸妈妈领着我们，来到东北农垦总局子弟学校经过入学考试，我们正式入学了。在学校我分在了一年二班，班主任李金兰老师向我们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农垦子弟学校的一名学生了。从小在一起的光腚娃娃，今天好了，明天又打架了，在玩耍中长大。

我和杨福臣是一个班级的，但是上学却和一班的徐明仁比较近。经常是一块上学、一会儿摔跤、一会好了、一会又打仗了，但是两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们上学分成两个班，一班和二班。王跃山、魏安阳、候国光、李明江、徐明仁、李大兰都是一班的。我和杨福臣、郭春香是二班的。黄爱华、池建国、丁海辉、杨宏原来比我们高一班，以后合班并成一班的。

在农垦子弟学校上学时，每天中午我都和姐姐一块，在东北农垦总局门诊部和我父亲一起吃饭，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医院的大夫和阿姨，有儿科医生李叔叔、医生于寿礼叔叔、于淑枝阿姨、张司药叔叔、周文学叔叔、王秀华阿姨等等，他们的音容笑貌直到现在，还时常呈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那时的佳木斯，是东北农垦总局的中心，在这里有许多下放的人员，他们来到这里又匆匆的到了许多农场，而总局门诊部又成为他们诊病、就医的必经之地。我父亲身为总局门诊部主任，又要到科里就诊。徐主任出诊看病，病号是最多的，总局机关的领导、各个处室领导他都看，而且佳市附近的老百姓都成为了他的常客。

一次中午吃饭，我和姐姐在门口等着父亲，时间过了很久父亲还没有出来，我和姐姐靠在门口，抬头再往屋里瞅着，只见父亲在给一位五十来岁的女患者正在看病，看完父亲又留这位女患者和我们一同吃午饭，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位从汤原农场过来的患者，她的名字叫丁玲，也就是后来我知道她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家。爸爸和我们说她们这么大岁数到农场来劳动，我们一定要尊重她们，以后丁玲成了我父亲的常客。

还有一次，父亲在工作中收留了佳市一位小患者。这是一位哥哥，他家在转盘道附近，离23粮店不远的地方居住。只见医院，他的腿由于严重的腐烂而不能行走，我父亲看看这位患者对大家说，这孩子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飞行员，也可能是我们的航天员，所以我们必须将这个位孩子治好。我父亲在手术台上亲自主刀剔除了腐肉，重新包扎伤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使这位孩子重新的站了起来。

在我父亲的影集里，有一张珍贵的朱德总司令的照片，这是我父亲最珍贵的一张照片。时间追溯到年的7月份，朱德到佳木斯视察工作，然后到垦区的有关农场。在佳木斯东北农垦总局，他的身体有些不适应，农垦总局领导派我父亲前去为朱德诊治，因为垦区的干部大多数是五八年十万转业官兵的人员，在诊治前，朱德询问道：“你是哪个部队的，现从事什么工作啊”，我父亲回答道：“我是三野预备九院的外科主任，现转业在农垦总局门诊部做主任工作，主要是为农垦总局机关服务”。朱德说：“好、好、好，为农垦服务好，不打仗了，我们的战士来到垦区为农业服务”，看完病后，他们握握手，然后，送我父亲一张照片留念。

回忆起爸爸的点点滴滴，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就这样，我的小学一、二、三、四年级伴着我姐姐上学和爸爸的工作。这个时间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值得回忆的。

到农垦部实验农场及（兵团四师38团）

我的少年和青少年时代

在佳木斯市渡过我的儿童、少年时代。在北大荒的历史上，年的夏天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个季节。一群红卫兵带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来到东北农垦总局串联，东总机关大楼院内举行“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

当时的老领导如彭达彰、王正林等相继挨斗，已调省委书记处任书记的原总局领导张林池被造反派从哈尔滨揪回来，刚到佳木斯火车站，就被一群高呼着口号的人围堵上来，强行戴上高帽，押回总局批斗。

而就在这东北农垦总局迈入黑暗的深渊的时刻，部分农垦总局的干部们都要下放到农场去，我父亲要到医院院长。时间不长，我们全家离开佳木斯市，到虎林县农垦部实验农场。

一九六七年十月，在佳木斯市的中小学里，到处都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一但接过来，谁要不革命就滾他妈的蛋”的歌声。我们站在路旁，看着大哥哥，大姐姐，向着过往的车辆贴传单，贴标语。就在这一年，刘英俊拦战马，勇救儿童的事迹，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我们到他的墓前献花。就在这一年，我们离开了佳木斯市。

弹指一挥间，我不禁回想起那次刻苦铭心的搬家旅行，那是不堪回首的记忆。

我们是乘坐实验农场送猪的汽车，回去是空车顺便给我们搬家，装车开始了，没有多长时间车就装完了，一共装了半车，我们一家人坐在拉行李的车里，和佳木斯市的老邻居告了别，车动了起来。车行驶在曲里拐弯的沙石路上，当车行驶过福利屯，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破旧的土草房，路旁东倒西歪的树枝或秸秆篱笆。车继续往前走着，路的两边是收获后的农田延伸着。车行驶到了宝清，天阴了起来，雨开始下了，我们赶紧用炕席遮雨，一家五口躲在席后，在汽车的颠簸中行进着。过了宝清，是山道，山路弯弯，茂密的森林，我们这台车在山谷里穿行，一会爬山，一会拐弯，在完达山山脉的路上行驶着。这条砂石路坑坑洼洼的，路不宽，好像这条路就是为我们这台车修的路，车行驶了大半天，仍然还是我们一台车在山里行走着…….。一走就是一整天，到了晚上，我们终于到达了农场。

在农场我们住宅是鸡楼，为什么叫做鸡楼，因为建场时苏联帮助设计，最初是用来养鸡的楼房，后改为职工住宅。当时，我们住的鸡楼都是用木板条钉的，里面夹着锯沫，然后再用泥抹上，有时抹在墙上的泥块掉了下来，总是夹带着一堆堆的锯沫。地面是土和沙石混合成的，在厨房的地下是一个大坑。墙皮脱落，木制的窗户没有油漆刷，已变成灰色了，就是这样，我们住的十几平方的房子，也算是奢侈了。天不刮风的时候，锅灶没吸力不好烧，一做饭满屋是烟，呛得全家人直往门外跑……，我们住在第二栋第一家。第二天，又搬来一家，是从农场搬来的，他是农场的副场长，他的儿子是我们班的同学，名叫付作胜。过了几天又一台车到了，也是佳木斯市的是我们的郐居。他家的女儿是我们同学，名叫黄爱华。过几天又来了一台车，这是佳木斯农垦总局门诊部的医生，周文学叔叔家到了。

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三个人到学校报到。当时的学校在五、二楼，一共三层，我们班分在三楼的一个教室，我们的老师姓霍，霍老师。

我们班的学生有许多岁数比较大的，一般的来讲上学时57年、56年为主。但是在这个班级55年、54年、53年都比较多。如张玉是55年生人，他的哥哥张成、大哥张忠也都是我们班级的。

刚到班级时、记得班级里堆放了许多苞米，班级里的学生都坐在苞米旁扒苞米粒。我是从隹木斯来的，从来没有见过扒苞米，所以即兴奋又高兴。

当时我们围在一起扒玉米，大家知道我是佳木斯市来的，围在一块七嘴八舌的问着，问的最多的就是你见过刘英俊了沒有？我们班里一个叫张玉的同学问的最多，他竞然说在电影中看到了我。由于当时沒有电脑，电视，所有的新闻只能通过广播和电影新闻联播来收看，我信以为真就真接问他，“那你看到我姐了沒有”，张玉调皮的说道，“没看见她，黑了吧叽的”。

记得我们上四、五年级的时候，霍老师领着我们几个人排练节目，排练节目的名子叫“门合”，是门合小的时候的故事，当时有我、张組花、张秀英、聂学仁等。让我演门合小的时候，张組花演门合的妈妈，聂学仁演解放军战士，当时的台词管张組花叫妈妈，我当时就是不叫，气的霍老师当时就把我拿下了，“当时的孩子，不懂事情，今天我要对老师说声对不起”最后还是张秀英女伴男装把这戏演了下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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